新事悟
【追寻远逝的耕读】提及安徽桐城，人们往往首先想到“六尺巷”。那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”的故事，因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实地考察而广为人知，其中蕴含的“礼让”文化，已经成为当今桐城文化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然而，在桐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还有一种更为深邃、更为厚重的文化，那便是与“耕读”紧密相连的“桐城派私塾吟诵”，它曾如同一盏明灯，在明清数百年的历史暗夜里，照亮了无数枞桐贫寒子弟的仕进之路，却又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远逝，成为现代枞桐人心中永远割舍不去的眷恋与追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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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枞桐地区耕读文化的最初感受，源自于我的父亲。父亲1944年出生于老桐城的枞阳，后随祖父因生计问题而迁居到现在的安徽望江。虽然在枞阳只度过了短暂的童年，但父亲一生都保持着老桐城人的生活习俗，勤俭持家，读书不辍，尤爱谈论桐城历史上的文人掌故，自己也时不时舞文弄墨、吟诗作对。
记得有一年春节，父亲给自己的房门写了一副“三尺书桌藏世界，五亩良田度春秋”的对联，横批“耕读传家”。如今想来，这不仅是他一辈子的真实写照，几乎可以说是枞桐地区老一辈的人生信条。因此在我心中，传统的“耕读”二字并非经典书籍的高头讲章，它总是与父亲在干完一天农活之后安静读书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是一种宁静祥和的家庭氛围，也是一种超越辛苦农耕的心灵栖息。
我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其中有几句伤悼故乡耕读文化的凋零与没落：“书老灯残前尘梦，田荒叶落故园秋。文章事业三百载，桐城文脉何处求。”的确，要想了解枞桐地区的耕读文化，怎么也绕不过响彻明清文坛三百多载的桐城派。虽然它也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，然而在今天的枞桐地区，只要你用心搜寻，桐城派文化的影子依然随处可见。
走街串巷，在古朴村落的人家祠堂或正厅墙壁上，常常还能看到“诗书执礼，孝悌力田”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”之类的对联。倘若你有时间与村口路边的老者闲聊，他们也会随口说出“有田不耕仓廪虚，有书不读子孙愚”等让人醍醐灌顶的警世话语。而如果我们再耐心翻一翻那些泛黄的诗书卷轴，这片土地上曾孕育出的先辈英贤：左光斗、何如宠、方以智、钱澄之、戴名世、刘大櫆、姚鼐……会一个接一个从历史深处向你走来，他们无不以精彩的人生、传世的笔墨为桐城地区的耕读文化作了生动的诠释。他们的故事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生存方式，早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子孙。所以，如果往深处说，枞桐地区的耕读文化与“桐城派”当然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我的太老师吴孟复先生在其名著《桐城文派述论》中就曾论述过：桐城派不仅有以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为代表的“文派”，还有以方学渐、方以智为代表的“学派”以及有着独特风格的“诗派”。这三派相互影响、水乳交融，共同构成了枞桐地区耕读文化的核心与基调。可以说，没有枞桐地区的耕读文化，便不会有桐城派的诞生；而桐城派自明清以来两三百年的发展壮大，又极大地推动并繁荣了当地的耕读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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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枞桐地区耕读文化的传承中，“私塾”以及作为其教学方式之一的“吟诵”，曾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据《桐城县志》记载，大概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清廷实行“癸卯学制”之前，枞桐地区一直有着一整套系统的传统教学体系。比如，有作为政府官学的“县学”，有兼有官学与私学性质的“书院”，还有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创办的“私塾”，乃至有些世家大族为自家子弟所专门设立的“家塾”等。然而，由于时代的更迭，县学、书院、家塾因为其所依附的封建体制、程朱理学和宗法家族的消亡而迅速瓦解，反而“私塾”因为其组织教学的灵活性，一直在枞桐地区残存至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所以前些年我还有幸得以通过一些仍然健在的耄耋老者，一窥当年私塾教育的大致情形，了解“吟诵”作为私塾教育的一种教学方式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特点。
首先，枞桐地区的私塾吟诵有着独特的声腔，它融合了枞桐地区的方言特色，带有浓厚的故土乡音。如我曾采访过的吴新培老先生（1931—2024）的枞阳腔吟诵，平和低徊，带着略显苍凉和忧郁的声腔，在吟诵时，根据诗文的内容和情感，声调会有抑扬顿挫的变化，将古典诗文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吟诵抒情类诗文时，声调悠扬婉转，拖腔悠长，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；而在吟诵说理或叙事性较强的诗文时，节奏则会相对明快，语调清晰有力，有助于学生理解诗文的含义。其次，枞桐地区的私塾吟诵特别注重古典诗文的韵律和节奏，通过轻重音、长短音的巧妙运用，突出诗文的韵律之美。比如在吟诵律诗时，会强调对仗句的节奏一致性，让学生感受到诗歌的工整与和谐；对于词的吟诵，则会根据不同词牌的格律特点，把握好节奏的缓急，使学生体会到词的独特韵律和情感基调。全文：追寻远逝的耕读-中国教育新闻网
